汶川大地震是一场人间悲剧,数万名群众遇难,数十万群众受伤,更有几千万名群众受灾。面对这场特重大灾难,中国人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抗灾积极性,几乎社会各阶层都积极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一个较为典型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图景跃然展现。正是在这样一个全社会主动参与的情况下,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因此,随着伤员的陆续转出治疗,随着险情的逐步排除,灾后重建工作必须尽早纳入视野。

　　然而,前所未有的灾害导致的是前所未有的困难。完全依靠政府来担当灾后重建的任务,难免力有不逮,况且政府发展的趋势是从全能政府转型到有限政府,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品,对于灾后重建,政府必然会起到主导作用,但主导不是全盘包下。这和唐山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出现了一个巨大不同,也就是背景的不同。唐山大地震时,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甚或连计划经济都不尽然的时代；而当前的中国,不仅成为了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级,而且已经迈入了经济全球化的门槛,在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进程中成效显著。对于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重建工作有必要发挥市场经济以及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活跃的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作用。

　　除了人员伤亡之外,这次大地震所造成的房屋、路面等地面设施损害也极其危重。北川县城尽毁,而且在随时可能崩溃的堰塞湖的威胁下,必须另择新址重建；即使表面上看起来相对较好的绵阳江油市,也是“内伤严重”。我所看到的江油市政府大楼无论从外表还是从内里来看,都有受损情况,虽未倒塌,但加盖的顶楼摇摇欲坠,各楼层墙表的裂缝更是随处可见。市府大楼尚且如此,民宅等建筑物的危险度就可想而知了,当地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几乎80%的城镇房屋都受损严重,无法使用,同时当地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大量企业受灾停产,总损失超过420亿元。至于绵竹、什邡、青川、平武、汶川等地的受损情况,同样剧烈不堪。这些地区的重建工作一方面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比如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划拨救灾款项,一方面也需要民间资源的充分介入。这主要在于资金缺口过大,民间力量的介入可以有效补给政府资源的不足,并且民间组织具有点对点等微观层面的作用,可以与政府层面的宏观决策形成有机互补。

　　在本次抗灾救灾中,包括各种ngo在内的民间组织几乎都积极参与,充分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尤其是一些民间组织所具有的不同的专业色彩,加快了灾区救援工作的进度。同时,由于民间组织所具有的民间色彩和较为公开透明的操作方式,使得他们极大地动员了民间力量,从心理咨询到妇幼保护,从运输物资到医疗环保等等,民间资源呈现了多元化、快速化集结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灾民的多层次需求。那么,当抗灾救灾进入新的阶段,开始灾后重建准备工作的时候,民间组织的力量依然可以被赋予重要的角色。一是政府资源不可能介入到所有的角落；二是政府本身面临不断解放思想、深入改革的现状；三是民间组织有参与灾后重建工作的强烈意愿,这也是他们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四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只有动员全社会各种积极力量才能够更好更快地战胜灾难。尤其是由于震灾,许多具有半官方半民间色彩的社会管理工作陷入瘫痪,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改革先有社会工作管理机制,让政府的归政府,让民间的归民间,才能让政府与民间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形成有机互补、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每一次大的灾难也是审视我们工作,改革工作制度的一次契机。在大灾难面前,一些问题和遗漏难免暴露出来,如果借机进行改革,让灾后重建抛却过往积累的弊病,轻装上阵,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起点上,那么,在已经发生灾难的现实背景下,灾后重建未免不是一次大改革、大发展的契机。当然,这就需要我们依照现实和趋势解放一些思想了。（周虎城）